★逝世前的科学记录


逝世前的科学记录
清晨六点,北京还没有破晓,寒气袭人。
一位84岁高龄的老人用颤抖的手,拧开半导体收音机的旋钮,仔细倾听着天气预报。然后支撑着从病床上坐起来,戴上眼镜,借着台灯的光,哆哆嗦嗦地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小字:
“气温最高零下1 ℃,最低零下7 ℃,东风一至二级,晴转多云。”
写完之后,老人正想把笔记本合上,忽然记起一件要紧的事,又连忙戴上眼镜,在刚才那行小字下面,注上两个字:“局报”。
这是老人留下的最后一篇科学记录。第二天,他就与世长辞了。
这位老人是谁呢?
他就是我国著名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。
竺可桢为什么在记录了天气预报之后,又加了“局报”两字呢?原来,这“局报”就是指“气象局预报”的意思。平时,竺可桢并不记录天气预报。他总是随身带着一个温度计,每天清晨,他把温度计放在院子里,然后开始做早操,做好操以后把温度记下来。他几十年如一日,风雨无阻,从不间断。只有在他病得不能起床时,才根据天气预报作记录。
打开竺可桢的笔记本,里面记录的项目可多啦:
“3月12日,北海冰融。”
“3月29日,山桃始花。”
“4月4日,杏树始花。”
“4月15日,紫丁香始花。”
“4月20日,燕始见。”
“5月1日,柳絮飞。”
“5月23日,布谷鸟初鸣。”
竺可桢仿佛是一位在大自然中巡逻的哨兵,时时刻刻都在精心地观察着大自然:什么时候第一朵花开,第一声鸟叫,第一声蛙鸣,第一次雷声,第一次降霜,第一次结冰,第一次下雪……
竺可桢一丝不苟地记录着大自然的每一个变化。他的笔记本,仿佛是一本大自然的日记!
竺可桢为什么要给大自然记日记呢?
原来,竺可桢研究着生物随着气候变化而怎样变化的科学──“物候学”。
物候学是一门与工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科学。比如说,1962年春天,北京农村的花生播种以后,受到严重的冻伤。其实,社员们是按照与前两年同样的日子播种的,为什么在前两年却没有发生冻伤呢?竺可桢打开他的记录本,找到了答案:1962年北京的山桃、杏树、紫丁香开花的日子,比1961年迟了十天,比1960年迟了五六天,物候学的观测说明,1962年的农业季节推迟了,花生的播种日期也应适当推迟才对。
竺可桢正是深知物候学是一门如此重要的科学,所以毕生从事这一研究工作。他每天上班,本可以坐汽车,但他宁愿步行。一边走着,一边像巡逻兵一样扫视周围的一切。他善于从千树万枝中发现第一片绿叶,他善于从喧闹嘈杂的城市中听出第一声蛙鸣,他善于从车水马龙的街道上看到第一只燕子,他善于从春天的风沙中辨别出第一朵柳絮……
竺可桢在他和宛敏渭合著的《物候学》一书中,绘制出了1950年至1972年间各种物候变化的曲线。这每一条曲线,不知凝聚着多少个观察数据,凝聚着竺可桢多少心血。
竺可桢还查阅了大量的古代文献,摘引出古人对各种物候的记载,写出了论文《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》,受到国内外气象学家的重视和称赞。
竺可桢为工农业生产贡献了力量,为祖国赢得了荣誉。而他的成就,正是来自几十年如一日的精心观测,来自踏踏实实、认认真真的科学态度。他在1936年至1949年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,亲自为浙江大学制订了校训──“求是”。他的一生,贯穿着“求是”精神。他在最后一篇科学记录上注明的“局报”两字,正是他严格的治学精神在别离人世前的又一次闪光!